从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看金融要素配置效率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人力、土地、货币资本、信息、技术、知识专利等生产要素在市场上本需进行很大的改革突破，唯有货币资本市场一直没有进行突破性改革。而恰恰金融资本是所有实体经济运行的血脉，资本市场不进行改革就必然造成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有钱找不到投资机会，而民营小企业有需求却没有金融市场为它服务，只好求助于体制外融资，进而推动了民间借贷等金融怪胎的诞生。

　　在我国经济改革出现困难之际，许多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纷纷质疑中国改革，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方向出了问题，必须使用猛药不可，其实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根据多年研究，笔者认为，导致我国经济改革出现问题，首先要从我国经济遇到的症结本身着手。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将牵引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目前我国经济改革遇到的一个重大挑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先要寻找出这个问题形成的症结所在。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指标能够较好地揭示这个经济问题的症状与根源所在，它就是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application rate of fixed assets，以下简称ARFA)。从经济学本意上看，ARFA又称固定资产形成率，或固定资产动用系数，指一定时期由投资建成投产或交付使用的新增固定资产与同期投资完成额的比率。这个比率在我国从1980年的1.41下降到2003年的0.93，且持续下降为2010年的0.63。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保持在1左右是比较合适的，目前这个数已经下降为0.63的确有点危险，因为剔除固定资产自然折旧的部分可能早就已经低于0.5了。而这个下降却一直没有引起我国经济学家的应有关注。

　　从2012年—2015年固定资产递增率的预测值来看，未来4年固定资产增速是往下滑的，所以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也难以出现逆势增长的势头。

　　那么，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呈下降趋势反映了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主要有这几方面：第一，金融要素贬值及虚拟化等因素所带来的货币低效率使用是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降低的最大推手。这一方面可能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就是手上的钞票毛了，在1980年前后万元户很牛，2000年百万富翁都不敢说大话了，而去年4月居然有一位大学老师对自己的学生说“40岁赚不到4000万别说是我学生”。从金融要素运用效率直接导致财富缩水的角度来说，该老师此言不假。这个因素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一直在压制着我国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因此值得高度关注。

　　第二，通货膨胀直接导致的固定资产泡沫化是压低ARFA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这个原因与第一个原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包括了以出让方式和划拨方式取得土地所支付的各种费用，而且这些费用在投资中的比例是增加的，这从我国土地出让收入中就可见一斑。以房地产投资为例，房价大幅度上升直接扩大了ARFA的分母，降低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的数值。这一点可以从我国房价收入比(房价收入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平均房价与每户居民的平均收入之比)与土地出让收入的攀升中可以直接估算出来。2003年，我国平均房价收入比达到5.75，已经接近国际平均房价收入比的上线，个别城市如上海2008年高达17.2。同样的，去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也高达3.15万亿元。这两个因素对ARFA的短期影响因素比较明显。好在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并对房价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经过调控，2010年我国房价收入比回落至7.76,2011年又回落至7.50，预计2012年全国房价收入比还将降至6.87，调控效果持续显现。

　　第三，在正规金融系统外循环的灰色收入及黑色收入也降低了ARFA这个分子。尽管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并没有像王小鲁估算的那么多，但是我国灰色收入的数量加上地下钱庄等黑色收入的数量肯定在万亿元之上，而且这些收入在短期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必然存在。

　　从以上三个因素的经验数据来看，货币运行效率下降是主因。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人力、土地、货币资本、信息、技术、知识专利等生产要素在市场上本需进行很大的改革突破，唯有货币资本市场一直没有进行突破性改革。而恰恰金融资本是所有实体经济运行的血脉，资本市场不进行改革就必然造成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有钱找不到投资机会，而民营小企业有需求却没有金融市场为它服务，只好求助于体制外融资，进而推动了民间借贷等金融怪胎的诞生。

　　打破国有大型银行垄断是金融要素市场化破题之作

　　从推进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角度来说，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地位仅仅是万里长城走完了第一步，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制度需要完善，如此才能全面推进我国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

　　2003年我国开始对国有银行改造，从公司治理的微观结构来看，的确增加了我国金融市场实力，但是从宏观整体效率来看，不过是从打破完全垄断优化成为寡头垄断，货币整体运行效率提高并不明显。从两方面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第一，我国金融市场依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银行在我国金融资产中占比高达90.75%。第二，即使在银行业中，工、农、中、建、国开、交行所占资产占比也相当高。截至2011年12月末，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总负债分别为52万亿元、48.7万亿元，它们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与总负债的比例均为46.6%。这些大型国有银行在金融市场上议价能力如此之强，中小企业目前还难以从它们那里获取满意的金融产品。

　　大型商业银行的寡头垄断地位无助于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水平，恰恰在经济紧缩期会抑制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因此，温总理今年4月3日提出要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容易获取利润的垄断地位，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从推进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角度来说，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地位仅仅是万里长城走完了第一步，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制度需要完善，如此才能全面推进我国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

　　金融制度重构是关键

　　要真正推进我国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让国有银行的人有多听话，而是要为它们建立起更为严格、规范、可行的金融制度，用不断细化的制度来约束国有银行工作人员的行为方式，让民间资本与国有银行同样轻松地赚取利润。

　　如果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仅仅停留在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地位上，那么充其量无非是遏制一下它们勾结起来哄抬金融服务产品定价而已，但是它们与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并没有得到有效平衡，它们依然可以凭借规模优势攫取中小企业利润的大头。因此，要真正推进我国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让国有银行的人有多听话，而是要为它们建立起更为严格、规范、可行的金融制度，用不断细化的制度来约束国有银行工作人员的行为方式，让民间资本与国有银行同样轻松地赚取利润。具体说来，需要从以下方面重构我国的金融制度：

　　第一，要建立一部《金融机构公平竞争服务法》，通过该法确保广大客户的基本权益不受侵害，保证中小企业能够在国有银行获得更加平等优质的金融服务；同时保障各家规模不同金融机构之间能够公平竞争，打击金融机构利用规模优势获取不当利润的行为。

　　第二，改组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机构，组建中国金融储备委员会(简称“国储”)。该委员会由国家外汇储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央公开市场委员会三部分构成，组成一个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主任的金融管理单位。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每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一家地方银行成为其会员银行，并组成理事会。其中中央公开市场委员会由银监会、证券会、保监会三会组成。国储主任由总书记任命，任期可以长达十五年。理事会可由现任会员银行及“三会”的副部级以上领导组成。秉行“独立”与“稳健”的经营原则，这方面可以学习美联储的成熟做法。

　　第三，在坚持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放开各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约束条件，鼓励它们自由竞争。打破门槛限制，适当鼓励混业经营，比如允许国开行吸收民间资金，以减轻其对财政支持性债券的过度依赖。同时鼓励更多的金融异质化机构与业务开展，比如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鼓励更多的商业银行投入西部大开发之中。

　　第四，在未来金融业务规制中，尽量少使用所谓的数量型工具(存款准备金率等)和价格型工具(利率、汇率等)去主动干预市场，相反应该用这些工具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之处。事实已经证明，主动干预市场往往会削减社会整体福利，而被动弥补市场失灵往往可以获得帕累托改进(所谓“帕累托改进”，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并基于帕累托最优基础之上。就是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因此，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相关金融手段改进金融服务水平，这样才不至于造成我国经济大幅波动。

　　第五，由国储指导逐渐放开我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国储未来将担当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主要协调者与组织者，积极参与国内外金融市场与系统性金融机构签订货币合作协议的各项战略。同时为了加强我国在世界经济地位，在方便各地区的交流付款以应付当地的流动资金需求方面扮演起一个国家支付系统的重要角色。这样就可以把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整合起来，组成一艘金融航母以强化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给人民币的使用者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当然，金融要素市场化绝非是制订或完善一项金融制度那么简单。好的制度还必须有好的管理者去执行才能保证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从襁褓走向巨人。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对金融服务领域的各类建设者普及法制精神同样重要，只有这样，我国的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才能稳步推进，不走弯路，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才不至于被中等收入陷阱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