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归来——对话林毅夫

　　2012年6月初，在结束世界银行4年任期后，林毅夫回到北京。

　　从中国到世界，作为世界银行成立60多年来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自称获得了“站在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机会”。4年中，他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在他的眼中，中国、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

　　第一时间里，新华社记者与林毅夫面对面，两个多小时。

　　国家的发展给了我站在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机会。我能成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升的一个例证

　　记者：你曾说，任职世行使你可以站在世界经济舞台，带着中国过去积累的经验了解世界。担任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4年，你收获了什么？

　　林毅夫：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国家的发展给了我站在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机会，贡献一己之力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减贫事业，也开阔了我的眼界，积累了经验和认识，为我未来的学术发展厚植了基础。

　　记者：这4年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等国际机构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你有何感受？

　　林毅夫：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领导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就是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升的一个例证。

　　我认为，在国际事务和理论思潮上，发展中国家都应提升话语权。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余波荡漾的格局下，发展中国家若能保持快速发展不仅有利于其自身，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

　　在世行的4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我的判断后来证明是正确的

　　记者：2008年你上任之初，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债危机深化。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你做了什么？如何评价你的工作？

　　林毅夫：个人在世行4年工作评价之事应由他人来做，就我个人来说，我尽了力。

　　我在世行的4年，是世界经济充满机遇和挑战的4年，也是经济学家充满机遇和挑战的4年。

　　4年里，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应对全球突如其来的金融经济危机，判断其性质、原因、走向，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二是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界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指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和方向。

　　在危机爆发时，我判断，危机可能是长期而不是短期的。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主张应对危机的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在短期内启动需求，并有利于中长期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发达国家和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过早退出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未能减少公共财政赤字而且可能导致经济二次探底。这些看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而且根据这些判断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越来越成为学界和20国集团的共识。

　　新结构经济学已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学界和政策研究界的认同。全球“零贫困”目标可以实现

　　记者：你带回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并称之为你“世行4年的毕业论文”。你在世行的助手发博客说，你的观点和理论在世行尽管不是主流，但是你的坚持使得新结构经济学受到一流经济学家的关注和讨论。

　　林毅夫：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反思现有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机会。一个新的理论出来，一定会面临一些质疑。如果大家都同意，就不能说是新的理论。经过努力，新结构经济学已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界和政策研究界的认同，根据新结构经济学所制定的发展政策的试点已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初见成效，这个理论框架也越来越引起了发展经济学界的重视。

　　记者：你在世行的最后一篇博客说：“过去四年自己与农民、工人、商人、民间社会和政府官员的交流让自己确信建立一个‘零贫困’的世界是可行的。”

　　林毅夫：4年间，我去了非洲14次，是世行历任首席经济学家中去得比较多的。世界银行倡导全球“零贫困”的目标，这样一个目标，只要有好的理论体系，形成新的社会思潮，在国内能实现，在全球也能实现。

　　眼前的危机仍是2008年危机的延续。全球危机需要有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记者：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复杂多变，你认为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还是新一轮危机的到来？

　　林毅夫：眼前的危机仍是2008年危机的延续。欧美等发达国家有可能像日本一样陷入1991年以来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境。

　　记者：你认为这种低迷会持续多久？你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怎么看？

　　林毅夫：这种低迷状态将持续多久，取决于应对对策。当前，如果希腊不退出欧元区，欧元区的确需要给予希腊不少支持。但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则可能带来西班牙、意大利也会退出的联想，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其成本可能更大。

　　记者：化解这场全球危机的出路何在？

　　林毅夫：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一直是增长乏力，失业率高，银行体系脆弱，政府公共债务快速积累，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利率，降低政府举债、还债的成本来度日。没有货币政策自主权的南欧国家则主权债务危机频仍，必须不断由国际金融机构给予短期纾困。

　　全球危机需要有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推行我在2009年2月份提出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复苏计划。由具有储备货币发行地位和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共同斥资，支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需求，创造就业，为发达国家的结构改革创造空间。这样发达国家才有望早日走出困境。

　　记者：这4年，你可以说处在应对危机的第一线。现在回顾这场危机，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林毅夫：要居安思危。危机前全球经济一片繁荣，而危机却突如其来。面对未来的发展，我们要有信心，但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在分析问题上，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能成为过去理论和经验的奴隶。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应审时度势，总结上一轮刺激计划的经验不断完善。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记者：4年前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不少困难，国家提出了稳增长举措。你有何建议？

　　林毅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沿海地区出口锐减，就业率大幅下滑，如果没有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全球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可能会更严重。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外需乏力以及内部结构失衡。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应审时度势，不断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要总结上一轮刺激计划的经验，不断完善政策。

　　记者：当前社会上有诸如“4万亿刺激计划要出2.0版本”的猜测，担心会引发新一轮投资热。你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应如何把握好政策取向？

　　林毅夫：这一轮可以更多依赖财政政策，以货币政策为辅。政府选择投资项目要做好规划，持谨慎态度。投资着力点放在回报率高、能消除增长瓶颈的领域，如节能环保、产业升级、经济适用房等。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你曾说中国经济未来20年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速。面对当前的增速下滑，你是否仍然有这个信心？

　　林毅夫：我对中国经济依然充满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成功发展主要是因为发挥了比较优势，现在我国的后发优势潜力仍然很大。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维持几十年的高速增长。

　　每个人都应有追求，为国家发展社会发展尽一己之力

　　记者：你的一生中做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离开父母、妻儿，只身游泳到大陆，选择在北大读政治经济学，出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后又放弃好的待遇回到国内。是什么支持你做出这些选择？

　　林毅夫：这个时代对我很公平，我有机会去逐梦，也有机会看到几代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这一路，夫人对我全力支持，不弃不舍，妻子孩子付出很大代价，我要感激家人对我的工作无怨无悔的支持。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1979年初到大陆，我去了都江堰，站在悬崖边，看到脚下的江水浩浩荡荡，那是2300多年前李冰父子历尽艰辛所修的工程，可是到今天还在惠及成都平原，我个人有很大触动，深感每个人都应该有追求，为国家发展社会发展尽一己之力。

　　记者：在世行期间，你一直兼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现在重返北大，继续学者生涯，和4年前有什么不同？

　　林毅夫：在世行这几年，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希望有时间好好整理这些想法。结束任期前，我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新框架》，今年9月还将出版《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起飞》。这两本书的中文版也将于近期出版。目前，我正在完成另一本有关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来龙去脉、出路，以及如何避免类似危机再度发生的专著。

　　另外，我正在为9月份秋季学期的开课做准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要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