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以及曾经的国家计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晓河显然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家相关政策的起草制订，其对经济问题的理解也就更具宏观视野，同时也更加务实。

　　在马晓河看来，此次产业结构调整和以往不太一样。

　　“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可以分为几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是从过去的以重化工为主的重化工阶段转向改革开放后的六优先阶段，其核心是轻工业优先，实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劳动密集产业又开始向重化工业转型。而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产业结构变革是从重化工业和高加工行业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相结合的产业转变。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转换比较慢，风险也比较大。”

　　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淘汰、国际需求在下降、国际供给在替代、国内成本在上升，但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增长缓慢。这就会出现断档，即劳动密集产业受到挤压后在向外走，而新兴产业上升又慢。“搞不好就会出现产业空心化。”马晓河说。他指出，这种风险是慢变量和快变量之间的矛盾，劳动密集产业被替代是快变量，产业结构向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转变是慢变量。这和当年的日本还不太一样。因为相对于中国来说，日本人口少，更好应对，而中国则有10多亿人口，应对不当，这种产业转换就非常难。

　　另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转换主要靠科技创新。正如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那样，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认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但在马晓河看来，从现实条件来看，中国不是创新至上的社会，相应的科技创新体制还不具备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条件，关键在于体制和政策安排没准备好。具体而言，从产权保护到科研人员的待遇、政治地位及自我实现感等方面，都还存在诸多欠缺。所以，尽管宏观层面制定了创新驱动战略，但在社会氛围、社会制度和政策安排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该战略的落地难以解决。

　　“科技创新是慢变量，落实到产业层面进而实现产业升级更是慢变量。在举国体制下，做总量容易，但科技创新是要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需要自由创新的氛围，需要全社会和市场的尊重，但我们现在缺乏这种氛围。”谈到创新，马晓河显得颇为忧虑。“我在中央政治局讲课时也谈过这个事情，中国企业往往面临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的困境，我们需要创造出一种创新至上的制度安排。”

　　马晓河认为，向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产业转变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发明靠尖端人才，创新靠中产阶级，但中国缺乏中产阶级，缺乏这个创新示范的群体”。马晓河指出，在这方面，日本20世纪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情况或许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点参考。

　　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在经过了1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暴露出不少问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带动，制造业大面积产能过剩，同时，社会失业人口增加，劳资关系紧张等等。1960年，日本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目标是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均衡发展。此后，日本国民收入不仅大幅度增长，各阶层间收入差距也明显缩小，大大促进了日本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成长。据调查，1972年，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的人占到73%，城市化率也在1970年达到72.1%。这带动日本工业发展转向更富高科技含量的产业，例如精密机械、电气机械、一般机械和运输机械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促进日本工业结构转变的主要力量进一步转换为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产业，例如造船工业、电气及电子工业、汽车工业、民用电气机械工业等，这些产业通过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微电子技术的运用获得了迅速发展。可以说，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产业结构转换和中等国民收入群体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互动。